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三年时间建立一套药品追溯体系 实现多形式医共体 实现药品零差率

2月25日，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全国“两会”代表委员谈健康。

全国“两会”即将召开，据不完全统计，在卫生健康系统领域里有200多名全国“两会”代表和全国政协代表，作为人大代表，他们发挥着参与决策、参与监督，作为政策委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责。

参加新闻发布会的代表委员有：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葛明华，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雅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方来英。

还有记者提问：关于管理药品的追溯，基层有一个指导意见提出2022年底完成这个体系的建设，后来在发布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的正式文件的时候，这一条时间是删除了，那么关于药品追溯体系建设的困难是在哪儿？怎么能够形成一个充足的动力区别推动责任主体去完成这个信息的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方来英表示：第一，如果出现药品安全问题，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怎么样迅速使有问题的产品和使用者脱离，用专业上说叫“召回”。

对医疗机构也是，要马上就能够知道，我给哪个患者开过这批药，我的库房有没有这批药。流通环节也一样，零售药店也一样，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覆盖药品全过程的，从生产、流通、使用这一个追溯系统。

这个追溯系统第二个好处，对比如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就可以做到很精准，哪个患者、哪个批次。

第三个好处是可以有效提高造假成本，减少假药混入正常的流通体系。如果我们有一个全国的追溯系统，我们通过大数据管理，说某个药厂没做过这个批次，这批次药怎么进入了流通呢，某个药品做这批次做了50万片，结果你一看流通领域有60万片，那就有10万片是假的，对打击假药有好处。

第四个好处，对降低物流成本，进而降低人民群众的健康支出有好处，如果我们搞追溯就得搞附码，如果我们搞附码，其实我们就是要建这种特殊商品的物联网。我们现在到医院都用摆药机，摆药机编码系统自动识别是做不到的，但建了物联网，大家如果都是一套编码，那就很方便。

因此，第一国家要建立统一的附码体系，标准体系要建立。第二应该明确药品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实施这个标准应该是药品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的法定责任和法定义务，因为必须保证它的产品健康有效安全，是它的责任，是它的义务，也是它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第三国家在建立制度的时候，应充分利用社会各种资源，比如我们可以搞源代码开放，我们研究怎么让大家投入到物联网建设当中，这对我们医药事业发展很有好处。

现在是2019年，用上个三年时间建一套药品附码系统，进而建立一套追溯体系，倒不是不可能的。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葛明华介绍到，浙江省人民医院在响应医改方面做了更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全面托管了五家医院，包括海宁市中心医院、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天台县人民医院、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浔区人民医院。

从2011年托管至今，海宁市中心医院从二乙创建为二甲，规模与水平迈上新台阶，医疗技术水平大幅提升，微创手术量与托管前相比增长66倍，获浙江省县级医学龙头学科1个，海宁市医学重点学科2个，实现医院重点学科零的突破。

与合作前相比，2018年医院门急诊量、出院人次、手术量和三类及以上手术量分别增长135%、216%、143%和196%。浙江在推动“双下沉、两提升”建设方面，极大的提升了我们基层的医疗服务水平。

作为人大代表，葛明华表示将继续关注基 层医疗服务水平。在两会期间准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主要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把乡村医生水平的提升和待遇的保障问题，因为乡村医生总体来说还是水平有待于提升，其待遇确实有待于大幅提升。

二是关于新的医疗保障局，2018年成立以后如何更好的助力“三医联动”，推动医改的深化。

山西省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科王雅丽表示，她将围绕如何让病有所医取得新进展，如何满足贫困群众的健康诉求这两个问题多方调研，并积极建言献策，在2018年全国人代会提出相关的建议。

山西省委省政府以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为抓手，在全省范围推行了“县乡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改革”，整合县域医疗卫生资源，成立独立法人实体医疗集团，形成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实现了“县级强、乡级活、村级稳、上下联、信息通”，盘活了医疗卫生资源，基层的服务量、服务能力及群众健康素养都得到了明显提升，群众就医的次均费用、自付比例和间接看病成本明显下降，使山西真正站在了“全国医改高地”，形成了县域综合医改“山西模式”。

一是“医联体”的不断完善发展和“远程医疗”的建设，为分级诊疗畅通了渠道，使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在县域综合医改取得突出成效的同时，山西省“医联体”形式逐步正规化，通过国家顶尖医院、省级医院、市级医院、县级医院建立多种形式“医联体”，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纵向帮扶直通到乡村，横向帮扶发展到多学科，使基层医院解决重大、疑难疾病的能力大幅提高。

同时，地市级医院“远程医疗”的设立基本达到全面覆盖，使得尖端医疗资源得到共享。远程医疗由“本单位临床医生、患者或家属、国内外顶级专家”三方共同参与，通过网络在线语音视频，针对疑难病症，听取顶级专家的建议，使老百姓面对重大、疑难疾病时，在家门口看病不再是永远的难题。

二是牢牢把握健康扶贫是脱贫攻坚重要战役的全局定位，健康扶贫成绩显著。

精准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从大病集中救治、慢病签约服务和重病兜底保障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举措，给贫困群众提供从看病就医“第一公里”到出院康复“最后一公里”的全流程帮扶。

治病方面，山西大病救治的病种数已经达到31种，像跟消化科密切相关的食道癌、结直肠癌以及儿童白血病、终末期肾病等都纳入了集中救治范围；慢病签约服务管理，山西省推行“1名村医+1名乡医+多名县级医院医生”的“1+1+X”家庭医生签约团队模式，开展慢病综合防控。

医疗保障方面，山西省实行的是“三保险、三救助”保障政策，建立起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的四重防线，农村贫困住院患者医保目录内费用由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报销75%，同时享受“136”封顶保障政策，即贫困户在县域内、市级、省级住院，个人年度自付封顶额分别为1,000元、3,000元、6,000元；

医保目录外的费用有补充医疗保险按照85%的比例进行报销，同时医疗机构按照县、市、省的级别，分别执行“15%、20%、30%”的控费红线，贫困群众平均住院报销比例能够达到90%，再配合上“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政策。

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的高福介绍到，其更大的工作是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落实总书记在十九大提出的预防控制重大疾病，从治疗为主转向预防为主健康中国的策略。

现在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疾控机构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协作、上下联动、优势互补的重大疾病的防、治、管这样的服务网络。实现了对39种法定传染病病例、个案信息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时在线监测、实名登记、慢病防控等一系列体系的建设。

目前我们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率持续保持在90%以上，有这样的覆盖率，传染病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防控。在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这一系列的重点疾病方面去年一年以来取得了比较好的成就。地方病，碘缺乏症，我们已经有全国94.2%的县保持消除碘缺乏症，我们也对一些重点职业病、信息化建设去年开通了好多网络建设。

同时，全国建成365个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在这方面确实发挥了以点代面，推动整体，带动全国，这是通过示范区发挥示范作用，通过这样的示范最后在全国进行推广。

有记者问到，目前医药分开的机制在医院推行得如何？因为药师的角色也因制度的改变发生了转变，想问药师在角色转变中有哪些困难，如何发挥药师的专业力量，帮助推进合理用药？

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葛明华表示，目前还没有实施医药分家，但是我们医药卫生行业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药品零差率，这个工作浙江省卫健委2014年4月1号在全省推行，也是全国第一个省推行药品零差率。

推行以后有几个好处：一是既往以药养医的理念彻底消除，在这个工作推进以后，浙江省在各个医院还把药品降下来的费用，不增加患者负担的情况下提升医疗服务技术的价格。同时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增加，因为有活干，也会提高自己的医疗服务水平和医疗技术，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提高医院的收入和个人的收入，积极性完全是不一样。

另外，关于药师的问题，确实既往药师更大的功能是发药，其实这几年医院有很大的变化，药师更多的是参与临床工作。怎么参与，跟临床医生一起决定药物的治疗方案，从三方面：一是事前的医嘱干预，二是事中的医嘱审核，三是事后的医嘱监管。

医嘱的审核主要是通过药师参与合理用药软件的开发，事前临床医生开出医嘱的时候，药师自动设定，这是一个明显违背规范的方案，就把它切掉了。事中审核，临床医生开出方子，药师在线上进行审核，有一些小的问题软件识别不了，就需要在线上进行审核。事后主要是通过处方点评，点评分析问题，发现问题以后对用药软件等等一系列的工作给予完善。

记者还提出：浙江模式中城市大医院在推动“双下沉、两提升”工作当中如何防止跑马圈地和虹吸的现象。

葛明华表示，基层的医疗机构在跟上线医疗机构合作的时候，首先考虑是这个问题，会不会你是来跑马圈地的，经过多年浙江省的“双下沉、两提升”，包括其他省也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从成效来看不用过多担心，但也不是绝对没有这样的现象，总体来说效果比较明显。

从数字上刚才也报告了，浙江省人民医院扶植的一些医院业务量大幅提升，门诊量、手术量、出院病人量，包括大手术量都在大幅提升，县域内数据也在大幅提升。像托管的海宁市中心医院，县域就诊率从78%提升至90.9%。目前浙江省大部分县域就诊率在80%以上，病人大部分都留在基层。

怎么预防跑马圈地和虹吸？葛明华认为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切切实实的提升基层医疗服务和医疗技术的水平。首先是派出管理团队，把省级大医院、城市大医院的先进的管理理念融合到基层医疗机构的管理中去，让他们的管理创新。

二是技术专家真正的下沉到下面。有几个到十几个专家在基层医院做学科带头人，长期在那边工作，或者每周大部分的时间在那边工作，人在那边，老百姓就信任。

三是要求一对一的帮扶，让他培养一个后备的学科带头人，培养当地的医生作为后备的学科带头人，将来他走了以后这个人可以顶上来。

关于基层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要提升则有两个方面，在没有“双下沉、两提升”之前，基层的很多业务人员大家也都知道，更多的职工工位是服务，基本不看病，就会对自己的职业失去信心。业务量大幅增长以后，外科医生有手术做，内科医生有很多病人，整天有事干，生活就比较充实。

另外是业务量的增长和绩效改革以后，基层医务人员收入的增长，职业的荣誉感也在增加。主要是这两块内容可以预防你讲的虹吸现象，一是医疗机构水平要提升，二是医务人员的职业荣誉感要提升。

记者问到，国家方面在加强疫苗管理的立法，国家疾控中心2019年的工作在这方面有怎样的统筹？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表示，主要从两个方面：一是人类认知水平的限制，比如说流感疫苗，年年让我打，还是疫苗吗？它是疫苗，但跟其他的疫苗不一样。

天花、乙肝，我们通过疫苗把天花消灭，通过疫苗把乙肝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中国由过去的百分之十几的乙肝携带者，现在5岁以下儿童降到了0.3%，这是疫苗的伟大成就。

人类艾滋病还没有疫苗，这就需要科技投入，需要科学家好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需要科技进步，这是认知本身的性质，流感现在就是这个水平，全球都这样，流感病毒太狡猾了。要促进科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推动疫苗。

二是为了此事专门成立了国家免疫规划工作组，由国家卫健委的副主任亲自当主任，国家疾控中心又成立了技术组，分门别类的对疫苗这几年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看看哪些是管理上的问题，这就需要国家整个免疫规划的工作组来解决这个问题，  专家委员会里的工作组来解决这个问题。

有些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就属于疾控中心联合生物制品研究院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疾控中心也一直在努力，争取在刚才讲的这两个层面给大家提供放心的、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疫苗。